历史上，袁运生有哪些故事？

袁运生先生，有名画家、中国当代美术史的标志性人物之一、著名艺术家、艺术教育家、中国学院教育培养的第一代油画家。
那是中国可能是最美好的一段，当时大家就对这个中国文化复兴这个充满了理想。1979年9月26日，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候机楼壁画群落成典礼，这一天、前来观赏的人们惊讶地发现在一幅名为《泼水节--生命的赞歌》的壁画中、竟然出现了三名裸身沐浴的傣族少女形象，这立刻引起了大众的关注，而这幅画的作者袁运生也一时成为公众视线的焦点。1979年，就是任何一个领导人当时也拿不出一个什么具体的规划、来指导下一步怎么走，在自己看来，包括邓小平，所以你想、是摸着石头过河，对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你想这两段话你去理解，在文艺上就等于是一次大的解放。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新的领导集体制定了改革开放的政策路线，中国的文艺界也焕发出了新的生机与活力。然而大好形势下，这幅一诞生就受到好评如潮的机场壁画在时隔不久之后、却遭遇了命运的逆转，画中的裸女形象被指为对傣族妇女的不尊重。自己二十二年右派，自己也不在意，自己的热情一点儿没有减少，信心也没有减少，但是等我回来在画了这么一张画以后、受到大家的一种肯定，突然就因为个别的人在这里作乱、居然又会把局势全部弄成那样，这让自己实在是无法理解。随着正反两面的不断争论，这几个裸女形象被官方下令用布遮盖，最后又被木板做成的一堵墙封死，一场风波从此被写入中国美术史及中国改革开放风风雨雨的二十年档案之中。1955年，十八岁的袁运生顺利地考入向往已久的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在这里、他第一次看到了苏联画家列宾的名作《伏尔加河上的纤夫》，也是在此时、以苏联为模式的美术教育体系进入中央美院，并逐渐取代了传统的中国画教育体系。初窥美术门径的袁运生对于美术派系并没有太多的想法，只是凭着天生对色彩的喜爱，每日激情地创作属于自己的美。在美院挺受宠的，自己在一二年级的时候经常自己差不多每天到第三节课的时候，其他班上的同学、包括附中的同学跑到楼上来看自己画的画。1957年的暑假，大学二年级的袁运生与同学们一起去海岛写生，在与同学们聊天时，他发表了自己对苏联素描教学模式的一些意见和看法，而正是这次同学间的无意讨论、却让回到学校后的他有了一个新的身份。自己记得有一天给自己签字，两条罪，一个是说我反苏、一个是说我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艺术思想，完了就宣布自己是右派。一夜之间，美院高材生变成了右派分子，突然的身份变化让袁运生难以适应，周围的同学们也渐渐地变得疏远。为了尽量忘记烦恼，大多数的时间里，袁运生总是一个人安静地呆在画室里画画，一天、在画室里，袁运生见到了油画系教授董希文。自己在整理我刚刚去海岛画的许多画，他就很兴奋地跑过来，就跟自己一块儿看，自己就觉得这个人怎么会这么不一样，他肯定知道自己是个右派，而他呢还会那么热心地给我看画、那么的给我鼓励。此时的袁运生还不知道董希文当时也险些被划为右派，但由于他的油画《开国大典》才使他逃过此劫，只是落了个“留党查看”的处分，然而、在当时复杂的政法环境中，董希文也竭力掩饰着对这个才华横溢的右派学生的喜爱。有一次他忘掉了，他在看自己的画的时候，他就突然跟自己谈起修拉，就一个点彩派的画家。我们班上有一个党员画家，突然当着大家的面，董先生、你怎么可以这样对袁运生，所有的人都惊了，因为我们都非常崇敬董先生，董先生在他这种质问下、就呆了，你知道吗。这是上课，当着大家的面，董先生看看他，一句话没有说，返身自己就走了。
这是袁运生创作于1950年代的油画，倔强的袁运生并没有因为自己的右派身份而改变画风，然而1960年袁运生被扣上“拒绝改造”的帽子下放到北京双桥农场劳动，那一年，他二十三岁。其实到双桥农场劳动对自己来讲是一次解脱，自己非常愿意去。正好我们学校过去的所有右派、大右派都在那儿劳动，从江丰开始，江丰、冯法祀、王曼硕、李宗津，还有一些雕塑工厂那些夏乙乔、李行健、傅小石、谢立纲，我们所有的人都在它的场部、一个大屋子里头，大家住在一块儿，十来个人左右，都住在一个房间里头。虽然在双桥农场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但气氛比起学校来却宽松了许多，美院的二十多位被打成右派的教师都集中在这里进行劳动改造，彼此之间也没有那么多的顾忌，劳动之余、大家经常讨论艺术问题，这让他们中年纪最小的袁运生受益匪浅。那时，他尤其对江丰充满崇敬。江丰当年他是美术界的总头头，他是美协主席、又是美术学院院长，而且他从延安时候就是美术界最高的了，完了到了中央美院、那又是全国最高的，所以讨论艺术也是很正经的，我们差不多每天晚上都会讨论艺术。自己这两年虽然离开了美院，但是这个课堂对我来讲自己觉得意义更大。1961年底，袁运生被摘去了右派帽子，他重新回到了离开了两年的中央美术学院，运动的影响让他的毕业推迟了两年，他不得不全身心地投入到他的毕业创作中。带着种种思索，袁运生回到了南方的家乡江苏，在倒映着古老文化影子的水乡、袁运生感受到了行板如歌的和谐诗篇，也是在这里、他找回了丢失已久的创作灵感。自己就在画那个人与人之间本来应该是相互之间谦让的，就是过一个桥、两个船相碰，大家都比较谦让，在那里自己感觉一种很强的这个人文气息。这种气息呢，跟这个看到的这种人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协调的。一个月过去了，从江南水乡回到中央美院，在宿舍昏暗的灯光下，袁运生思绪万千、心潮难平。又一个月过去了，一座水乡小镇在一块巨大的画布上呈现出来，《水乡的记忆》在春天里复活了。在这幅《水乡的记忆》中，袁运生第一次运用了以线造型的新的油画语言样式，东西方的艺术风格交汇在这幅油画上，这立刻在中央美院校园内引起强烈的反响。成名已久的中央美院版画系教授黄永玉也闻讯而来。他看了以后他非常兴奋，他说你等等、我回去拿茶叶，他回去拿了块茶叶，我们俩人就在那里泡了茶，一边喝茶，他说你这个想法、我也有类似的想法过，他说、他很感兴趣我现在画的这个题材。随后《水乡的记忆》参加了1962年全国高等艺术院校毕业生作品巡回展，东西方艺术风格的碰撞、引发了强烈地反响，但争议也随之而来。毛主席不是做了那个批示了嘛，那么美术界总要拿出一点批判的对象，那么就好像顺理成章就拿我的那个画开了个刀，其实那个文章也没有多少好说的，因为自己没有画什么政治性的题材对不对，好像批评丑化劳动人民之类的这种。此时，袁运生的作品得到了董希文先生的热情赞赏，他为这幅画打了个满分、五分，但在袁运生的毕业分配上，中央美院人事科以袁运生“摘帽右派”的身份为由取消了他留校的资格，二十五岁的袁运生被分配到吉林长春工人文化宫做工人的业余美术辅导，这一去就是十六年。白天的时间自己放弃了、因为你没有什么可争的，六点钟以后是我自己的时间，这时候我可以作我以后有可能再画画的准备。冰天雪地的生活环境并没有完全冰封袁运生内心的创作信念，但随之而来的政治风暴却完全封闭了中国美术的创造之门，十年里、中国美术界的调色板上只有一片红光。1973年1月8日，袁运生尊敬的师长董希文在北京去世。
1978年2月，在一些朋友的帮助下，云南人民出版社向袁运生发出邀请，请他到云南来画一组周恩来总理与傣族人民在一起的组画。在兴奋之余，袁运生不免又担心起自己“摘帽右派”的身份。因为用这个理由，自己去向我的单位提出来要去云南，因为这个事情呢，也比较好，因为是关于总理的一个事情，所以这边就开绿灯。我们那个市工会的一个主任，也是个老共产党员、叫贺瑛，完了自己去云南的时候、她就说你就去吧，你需要去多久你就去多久。好像那时候特别的有一个什么力量在给自己、要突然扭转我的那个处境，而她是关键的一个人。长春的二月冰天雪地，袁运生的内心却已经燃起了激情的火焰。因为我太难得了有这么一个机会，自己也不知道我究竟在那儿待多久，但是自己知道我可以自主地用这个时间。自己买了材料、自己买的那个材料，现在想起来有点怪异，自己买的六张的那个大的那个三合板、整张的三合板，自己把六张三合板一张切成三张，这样自己就有十八张三合板，自己从中把三合板全部用白颜色给它涂一遍、用胶和白颜色涂一遍就变成底子。就这样，袁运生背着十八张用三合板做成的画板，成捆的宣纸、画笔及各种绘画材料踏上了南下的列车，从长春到西双版纳行程万里，对此时的袁运生而言、实在是太漫长了，他已经为之等待了十六年。一下火车，袁运生立刻被西双版纳浓郁的南国风情深深地吸引住了。当时就给自己的一个非常强烈的印象，固然南方的色彩很美的、也很强烈的，但是最让自己感动的其实是南方的那个线条的世界，因为那些植物你靠近它的时候，全都是线条，人的身体、人的动态，完了那个建筑都是可以用线来表达的，它没有任何问题，变成很有诗意的那种线的世界，所以对自己的感触之深，这是很难形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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