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皇后佩戴的通草花，仅剩一位八旬老翁会做，技艺面临失传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

在唐代诗人李白的笔下，杨贵妃的美貌被定格。而她浑身上下的服饰是如此华丽，将天生丽质的她衬托得超凡脱俗、宛如天仙。

这不禁引起了人们的好奇：贵为皇妃，杨贵妃究竟穿着何种衣服、佩戴何种首饰呢？但因年代久远，我们只能凭借着史书上的记载，加上想象力来推测和拼凑，无从得知真相。

清朝皇后的日常饰物却有迹可循，那就是一种名为“通草花”的头饰。通草花装点了后宫佳丽，如今它的制作技艺却面临失传，唯一会做通草花的传承人，也已经是八旬老翁。

通草花的前世今生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而作为爱俏的年轻姑娘，她们总是不吝于花大力气装扮自己，因此诞生出了各种各样的服饰。其中，用于装饰头发的发饰，材质就五花八门：贝壳、珍珠、贵金属、宝石等等。
不过，也不是所有的姑娘都出身高贵，或者家境优越，能够负担得起那么昂贵的饰物。平民女子也有自己的办法：她们用水晶玉石代替珠宝，用鸟类羽毛代替珐琅，以实惠的价格得到类似的效果。

如此种种，催生出中华大地上多姿多彩的饰品世界：扬州有绒花，北京有景泰蓝，福建有点翠和螺钿，广东有缠花……

许多饰品原本只是“贫民窟女孩”的爱物，但因为工艺精细和美轮美奂，也被达官贵人所青睐，变得身价倍增。其中，就包括通草花。

所谓通草，指的是一种生长在山野之间的野生小乔木，学名通脱木，属五加科通脱木属。通脱木是我国的本土物种，分布广泛，生命力顽强，无论南北东西都可生长。

从通草到通草花，需经过十几道繁琐复杂的工序。第一步是种植和收获新鲜的通草。夏季通草繁茂，通草花匠人就上山采收通草，趁着它还新鲜、水分没有散失的时候取出其内径，并切成小段在无风处晾干。

第二步是将晾干了的通草芯切成薄片。这时候的通草芯特别脆弱，下刀须十分小心。切片的厚度也有讲究，切不可太薄，太薄容易破损；也不可太厚，太厚也难以塑形。

随后被切成薄片的通草芯，就可以被工匠按照自己的设想剪成合适的花瓣形状，然后缠绕上铁丝。这时候就进入了第四步，也就是用花瓣铁丝绕成想要的花朵形状，然后整形、染色……

经过能工巧匠们巧夺天工的塑造，一朵朵栩栩如生的通草花就诞生在世人面前了。

昔日皇妃的心头好

尽管通草花取材便利、便宜大碗，但它并不因此而难登大雅之堂。正相反，中国人在佩戴通草花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
关于佩戴通草花的记载，最早见于五代十国时期的《本草拾遗》。这本正儿八经的医书，却在记述通草花时不经意间写到：“轻白可爱，女工取以饰物。”

那时候通草花还仅仅是一种工艺品，就像现在的人造花束一样，只被用于家中陈设或清供，也有人会用通草花束作为生日礼物送人。

到了北宋，随着市民阶层的出现，人们在生活之余开始注重外在形象，而美丽易得的通草花便取代了贵重的金银首饰，成为街头巷尾最时尚的饰物。

明清时期，通草花继续大行其道，无论少女还是少妇，都争相购买这种平价又美丽的饰品。明代冯梦龙的《警世通言》中这样描写两位对坐饮酒的妇女：“上手的提着一瓶酒，下手地把着两朵通草花。”

通草花如此受人欢迎，是因为它出众的性价比。

这种取材于天然植物纤维的饰物，价格低廉，比起难得的贵金属，简直是中下层女性的福音。而它质地轻薄又坚韧，也让脆弱的丝绢花、绒花和缠花，在它面前黯然失色。

更重要的是，通草花造型多样、栩栩如生、色彩丰富，几可乱真，能够让人以最少的价格，获得最满意的装饰效果。

尽管流行，但明代还远远不是通草花的“高光时刻”。到了清代，一切就大变样了：随着皇室贵族和妃嫔们开始流行佩戴通草花，这“出身寒微”的饰物，一下子身价倍增。

这背后除了审美习惯的变迁，也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明清时期，中国的贵金属、贵宝石矿藏几近被开掘殆尽，人们迫切需要一种和金银嵌宝饰品一样美丽而贵重的饰物，来显示皇家的雍容华贵。

因此，各种金银珠宝的替代品便悄然兴起：人们用鎏金代替真金，用翡翠代替和田玉，用珐琅、点翠、琉璃等代替贵宝石，审美上倾向于繁复的人工和精巧的设计，而不再是贵重的材料和首饰的“分量”。

满清贵族崇尚华丽、饱满的审美风格也迥异于喜爱雅致、精细的汉人审美，他们迫切地需要“大气明艳”的新饰品，迎合这种审美的通草花，自然成为了皇后妃子们的宠儿，登上了“大雅之堂”。
文化遗产几近失传

近代时，通草花却失去了过去在首饰江湖的地位，变得日渐式微。民国时期战乱频仍，人们生活朝不保夕，无暇顾及对美的追求，而能够给予人安全感的贵金属首饰才是当时的宠儿。

加上审美逐渐西化，摩登女性争相追逐烫头、化妆等西式审美，而象征着传统中式审美的通草花，也被一并当做“落后、过时”的象征，被人们所忽视。

新中国成立之后，“阶级斗争”和“促进生产”成了人们生活的主旋律，相比之下审美就成为了可有可无的事情。女性也不例外，争相抹去性别、弱化性征，以成为追求进步、英姿飒爽的“铁姑娘”为美。

那个时代，穿衣打扮也变成了不合时宜的事情，轻则引人侧目，重则被扣上“小资产阶级习气”的帽子，被另眼相待。通草花也就在饰品世界“退居二线”，被束之高阁，藏在家中作为装饰。

1953年，通草花艺人钱宏才和他的弟子戴春福二人，曾用自己精湛的技艺，让通草花这门日渐式微的艺术短暂地在新时代大放异彩：他们创作的通草菊花盆景，被用于人民大会堂的装饰，熠熠生辉。

然而，紧接着到来的各种运动，很快就令通草花“零落成泥”：当时的人们将这种带着旧时代烙印的艺术，当成“封建糟粕”，不仅毁掉了许多成品，还摧残了传承其制作技艺的艺人们。

许多人被逼无奈，从此改行，通草花陷入了后继无人的绝境。

改革开放之后，新式的审美和时尚刺激着人们的神经，即使通草花艺术不再被打压和禁止，但众人的目光也只愿意追逐时兴的饰品。在义乌小商品市场出产的各色发夹、发绳的冲击下，通草花渐渐销声匿迹。

通草花原料的考究、制作的繁琐、使用场合的限制，也使得通草花艺术难以适应现代社会。最关键的一点是，通草花必须手工制作，而不支持批量化生产，在这个追求效率的工业时代寸步难行。

不过，像当初为人民大会堂制作装饰一样，当年的通草花技艺传承人钱宏才、戴春福两位老人，依旧锲而不舍地进行创作。他们制作的各种通草花作品，早已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彰显着中国传统艺术的美。

如今，两位传人中的钱宏才老人已经去世，他的徒弟戴春福也已经年过八旬。通草花技艺岌岌可危，即将失传。戴春福老人曾想过广收徒弟，将这门手艺传承下去。

时下的年轻人考虑到学习制作通草花并不“划算”，竟然无人愿意登门拜师学艺。通草花的命运，也许会像早已失传的各种传统手艺一样，默默地走向衰亡。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每个人肩上应该承担起的责任。但愿美丽的通草花艺术在新时代的东风下后继有人，蓬勃发展，浴火重生，重新焕发出生机与活力。